现代性对保存系统的迷恋(黎巴嫩,毕拉勒·克贝兹)

2016-01-14 Bilal Khbeiz 定海桥 定海桥

「编者按」

by 陈韵

友人在讨论到某个问题时,想起这篇文章,发现译者是我。于是多年后,我有机缘重温这篇被译者遗忘的文章,并从中获得了提醒,又感到话题未尽。

点击“阅读原文”可查看本文之英译版

现代性对保存系统的迷恋

Modernity’s Obsession

with Systems of Preservation

【黎巴嫩】毕拉勒·克贝兹(Bilal Khbeiz)

译\陈韵


脆弱的产物

孕育了多种民主政治的现代性,在如何发展保存的方式上倾注了大量心血。它教我们呵护所有脆弱而精致的东西。夏尔·波德莱尔在谈及他的一位同时代摄影家米隆的时候说,“他拍摄巴黎,因为它稍纵即逝。”1 或许正因如此,区区一张光滑的纸张,加上些许油墨后出来的图片,比巴黎的大教堂还要长久。这不能简单归功于摄影作为艺术品的地位——一张图片的长久品质同诗性无关,而是关于不可辩驳的现实。


换言之,由于现代性极端注重确保进行留存、对话和保管的最佳状态,它把自己同这样一种体系捆绑在了一起,这个体系不断生长,直至整个宇宙充斥了脆弱的、必须日日看护的纪念碑。这个体系最值得注意的一个方面是保存的工具是如何在我们面前被转换成贪得无厌的怪物,永远在寻找养分,吞食书籍,绘画和旧手稿,进而吞食身体、建筑和生态系统。这些工具已经发展到了这种地步,很难预测他们未来的路径和要求。


我们所知道的是,今天的Google档案资料的规模空前绝后,它的数据量没有明显边界。这使得我们架子上的书籍看起来越来越像爱马仕定义下的艺术品——美丽而无用。2我们何必订一张去柏林的机票只为学习一些博物馆中的旧手稿呢?这些资料可以从无数网站上下载。除非我们想近距离观察这些手稿,以便从一笔一画中揣测作者的心情。


制造关心

在法国作家伊丽莎白・巴丁特(Élisabeth Badinter)的小说《多余的爱》(L'amour en plus)中,作者演绎了父母的关心和照料(无论来自父亲还是母亲)并非人类社会的给定因素这一观点。3在启蒙时代以前,法国贵族把孩子交给奶妈照顾,后者即便是没有这份差事,也在艰难和贫困中生活,并维持着最低限度的身心健康。当时的法国婴儿死亡率之高,令卢梭这样的哲学家都表达了对这个国家的担忧——它竟容忍自己的孩子在饥饿与忽视中死去。很少有父母在把孩子交给奶妈照料后还关心他们孩子的健康。许多年后,当他们从奶妈手中重新认领回自己的孩子时,他们既认不出孩子,也讲不出自己孩子同其他孩子有什么不同。结果,很多父母会连血统都不认,就直接把最健康的那个孩子带回家。


那些在这种情况下将孩子托给别人的贵族有效卸掉了照料孩子的负担,而把它稳稳地转移到了社会低阶层的肩膀上。的确,一个贵族妇女典型的一天通常始于一顿床上的悠闲早餐,随后几个小时的化妆、穿衣和其他准备。只有当这漫长的打扮收拾停当之后,仆从才会把她那同仆人一起住在地窖和厨房里的女儿带过来。一边小心翼翼以免弄坏自己精确做好的发型和妆面,一边屏住呼吸以免吸进女儿身体散发出的酸味儿,贵妇在小女孩的额头上吻了一下。而偷到这个吻的小女孩一溜烟窜回了地窖或厨房,继续同她的仆人伙伴呆在一起。


困扰卢梭这样的思想家的恰是无论何种出生的孩子所共同面临的艰难处境。卢梭对照料孩子的呼吁直指法国本身,因为不断攀升的婴儿死亡率威胁到了法国的未来。巴丁特所描绘的前启蒙时期的贵族生活图景自然会引起卢梭等人的急切谴责,他们要求贵族应该根据自己的经济和社会情况抚养后代。这好像是在呼吁父母们把他们用来穿衣打扮,参加舞会和打情骂俏的时间花到照顾孩子上去。然而,卢梭所赞成的那套伦理标准却无法改变同一时期法国商人、手工业者和穷人的生活。


确实,当时不可能提出改善全体法国孩子生活水平的诉求;或者,更确切地说,在今天阅读巴丁特时所揭示出了改进那些出生显贵的孩子的生活境况的迫切性,而他们的父母是有办法让他们过上比普罗大众更好的日子的。卢梭将他对法国未来的希望寄托在对这个少数群体特殊的教养、教育和关注上。如果法国可以出于对自身将来的考虑,在这个小群体上进行投入,那么,改进所有法国孩子的生活,难道不会是一项回报更大的投资么?今天对这样一个主张的回答,从我们哲学、政治和社会伦理的角度来讲都是无可争议的,因而无怪乎法国最终致力于不分社会阶层、全面提高所有孩子生活。再者,这个观点也将得到其后欧洲伦理哲学从马克思到托克维尔到尼采的支持。


制造希望

要将希望,这一未来的属性和工具,同儿童保育联系在一起并不特别困难。希望本身就包含了对照顾和教育的要求,而未来倘要避免过去和现在的陷阱,就需要特别的留意。这并不是说那些有记录历史以前活着的人们就活得没有希望,但是他们的希望关乎神性,而凡人却是无法影响结果。希腊神话中的英雄赫拉克勒斯为神所创造,而这个不朽人物所预先注定的命运,他的生和死,仅由宙斯说了算。同他一起生活的凡人无论如何也无法改变他的道路,他们也无法阻挡他对他们生活和未来的影响力。在这些情况下,希望的制造只是人类对神明欲望的期盼而已。


同样地,当上帝派遣他的先知到人世间时,先知们非凡的行为不可避免地成为逃脱不了的命运,以至,就算一千个本丢·比拉多冲刷掉他们手上所沾染的公义的鲜血,人类的努力也不可能阻止基督的苦难。类似地,无论多残忍的权力都不能阻挡先知穆罕默德传布他的信息。在先知的年代中的希望同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希望并非同一种东西;那时的希望更接近于屈服,也就是承认人类在自然、社会或政治这些统治人生命和生活的因素面前的弱小。无论未来如何,神的行为,无论是我们所知的卷走生命的大洪水,如耶稣基督所传递那种先知的怜悯,或是如先知穆罕默德和摩西那样建立一个体系来组织凡人的生活,这些都不能被逆转。在灾难面前,这些人们的唯一慰藉是耐心和对救世主降临的期盼。


当生活仅限于对救世主的盼望,人们彼此同情,并在等待的过程中表现出耐心和互相帮助。在这种情况下,母亲或会同情她嗷嗷待哺的婴儿,丈夫或将照料他怀孕的妻子和年迈的双亲,但这并不意味着父母之爱会不同于前启蒙时期法国所通行的那种情况。伯特兰·罗素指出,人的本能促使父母爱护他们的孩子,因为婴儿是所有生物中最脆弱、最不能自足的一类,这使得照顾后代成为保存物种的必要手段。4 然而,如果社会不是达到了一种复杂的结合点上使得社会等级孕育出剩余价值,那么《多余的爱》中巴丁特所描绘的情况就不可能发生。


奴役期望

虽然今天没有人会质疑对孩子的照顾和教育是对任何社会的未来有价值的投资,似乎对这个投资回报的过高要求导致了现代社会对孩子的压迫。对今天任何一个现代社会儿童教育的社会学研究都会回到同巴丁特的研究相似的结果上去:孩子被交到了严厉的教育者手中,承受着超出他们所能承受范围的责任;从小他们就长时间地劳累和挣扎,比一个正常成年工人所允许工作的时间还要长;至于我们希望他们学习的内容,更是没人征询他们的观点或考虑他们的欲望。


然而今天孩子们所处的绝望局面并不能说明卢梭对此问题观察的失效,因为究其本质而言,他的信念不局限于孩子被超过对他们正义、公平或合理期待的情形所压迫,而是为父母的忽视所累。我们只要在青年教育上花费时间和精力就足够确保我们自己熟练地投资了未来,家庭和国家。我们不要放任孩子与坎坷命运之中不管就履行了我们的义务,又反过来向他们索要我们的未来。当我们把严惩般的努力强加在孩子身上时,我们确保实现了一种遵循过程、发展和变化的机制。这个机制有效地历史性地替代了对救世主的无尽期待,因为当今时代的救世主是这个社会中最脆弱和最易受伤的成员。我们将对未来的希望放在这脆弱之上,因为我们已将古老的众神替换成了我们的孩子。两者之间的显著区别源于我们灾难性地选择了最易于受害和最不能抵抗的神祗。


艺术家对其创作题材的蔑视

从身体到建筑,从工业到商业,万事万物在奔向彻底脆弱性的道路上迅猛发展,而随之产生的对保存的迫切性有必要仔细探究。当我们思考当代艺术的状况及其观众所关心的东西时,这个问题就显得尤其关键。虽然艺术世界并不内在地打消希望,然而在主张形式和主张形式所表达出的哲学反思两者之间却存在着差异。


对于一个将镜头对准洛杉矶贫民区,并认为发表这些图片显示出他同当地居民的团结的艺术家而言,这意味着他不再生活在那里。无论他过去曾在这个变迁的社区中如何热情投入地生活过,如今他仅仅记得好运和努力工作对他们而言并不足够的人们,那些没有逃脱的人们。照片的印刷揭示出了对这个地方的图像,而非其物质属性的亲密感。考虑到艺术的欺骗倾向,穷困街区的图像同埃米尔·库斯图里卡某部电影中所描述的情景的相似,就像一个流浪汉同米开朗基罗所雕塑的先知摩西的相似一样。而在这些照片中,流浪汉没有成为先知,也丢掉了他流浪汉的身份。


用艺术武装头脑的观众对这些作品关心的倾向暗示出,他们认为图片可以展示同某一群人的团结,但又不会伤害或杀死他们。这是因为观众的团结一心,是同这个地区不能解释和无法忍受的贫穷的生还者在一起的。生还者逃到这个纯净的艺术空间,这里装备了各种用于保存的器具,从去除怪味的香皂到保存食物的冰箱,再到于爱人老死之前抓住他们的摄影器材。在这种情形之下,艺术家要同这些没有居住证和工作许可证,屈服于警察暴力,并且没有(哪怕是理论上的)法律权利让他们离开他们所生活的垃圾场去拥抱城市的人们保持团结,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毫无疑问,一位关注这类艺术的观众含蓄地呼吁这些社区的整合和合法化,并要求政治和司法当局对他们的生存环境的改善采取必要措施。


然而我们知道,艺术本身无法解救这些社区。艺术的状态反而类似于孤独的难民,其特点在于其自身的奇异之处,而远非法律装出一副公平模样的能力。这些贫困地区的居民注定要同社区其他人遭受同样的命运,等待政治和司法当局提出的综合方案中。艺术界总是收留这些社区中出现的个体,并鼓励他们呈现他们的问题,只要他们接受自己是难民或从无以为继的生活的被放逐者。


阻塞的公理体系

一提到洛杉矶我们马上想到它的阳光沙滩,国际博览会和充满活力的夜生活,而一提到巴格达,喀布尔或加沙我们立即想起害怕,饥饿,疾病和流血。然而艺术再现的生产力,无论是电影还是当代艺术,就好象一个艺术家可以拍德黑兰一个男女同场舞会的电影,另一个艺术家可以拍纽约或洛杉矶的暴力骚乱。两个人都被转化成了幸存者,他们都成功地将城市统治者所宣扬的城市形象成功堵塞了。因为这个原因,塔利班当局搜寻在球场上处死妇女的照片和报告,以便将喀布尔变成如同纽约或洛杉矶这样的形象。


然而,要堵塞官方的城市图像从来都不会奏效。我们很容易碰到两个棘手的问题。第一个是洛杉矶的非法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同德黑兰和喀布尔的合法社会相似,考虑到喀布尔的舞会是在这个社会的合法活动范畴之外,并会遭到起诉的活动。作为一名艺术观众,我们同情喀布尔的舞者,并将他们视作一个在压迫中渴望自由的、勇敢社会的例子。在一定程度上,我们想要将洛杉矶非法行为的图像从他们同德黑兰的相似性中解救出来的愿望,同我们想要解救喀布尔和德黑兰社会图像的愿望是一样强烈的。我们假定所有人都视生活如德黑兰跳舞的人们所追寻的那样。


这将我们直接带到了第二个问题,即“长久解决的不可能性”。假定一旦任何一个出生和成长在纽约这样政局稳定的社会网络之外的艺术家被艺术界所欢迎和接受,那么他或她就成为了德黑兰或加沙不公统治下的炼狱生活的逃跑者。艺术变成像毛泽东式的惊险计划的一部分,导致个体对政治权威的接受和对司法审判的默认。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将一个活生生的社会交换成了一幅活生生的社会的图像。我们渴望图像的持久性的同时,希望社会本身衰退和消失。没人想要没落的洛杉矶郊区一如既往地没落,好像也没有人想要加沙地带保持今天的状况——没人反对这个。而不能接受也不可忍受的却是把那些社区的图像接受为无可争辩的艺术品。



(玛格南图片社展览“苦果:来自阿富汗的照片”中的一张图片。作品注释中写道:“克里斯托夫·安德森,阿富汗。昆杜斯,2001。一辆丰田汽车的挡风玻璃反射出一名塔利班武装者在昆杜斯城外向北方联军投降。这辆汽车被用泥土伪装起来,以躲过美军的炸弹。 版权归克里斯托夫·安德森/玛格南图片社所有。”)


消退的城市

2001年9月11日劫持了那四架飞机的飞行员通晓当代世界的一切,却选择了塔利班统治下的喀布尔生活。在做这个选择之时,他们能够毁灭牢固建立起来的现代性的象征。艺术作品也暗示了这样的事件乃是现代性的后果。在洛杉矶朱莉娅·梅尔泽和大卫·索恩的工作室举行的一个讲座上,达尼尔·弗莱明展示了一张从谷歌地球网站上下载下来的洛杉矶威尔希尔大街的图片。街上的高楼被两旁非法移民居住的街区所环抱。与其说是威尔希尔大街上的高大建筑向它们的周遭环境施威,倒不如说是周围的街区似乎正威胁着这条富裕的街道。现代城市消耗巨大能量来维持在可理解和接受的参数范围之内。环抱威尔希尔的社区,如果不时常遭到监控的话,可以破坏高楼的功能并使之跌价。照片依旧,而街道本身却将顷刻间瓦解成一堆废墟。


在远离洛杉矶的其他地方,运用现代性下可以执行的法律来调解类似社区的困难性,正在被越来越多地认识到。在贝鲁特、大马士革、德黑兰和被占领前的巴格达,当局将他们的信心建筑在占领街道的领袖形象之上。在那个世界里,人们普遍认识到图像会比城市更长久,即使加沙和南部贝鲁特眨眼间就灰飞烟灭,他们的图像会继续存在下去,他们的领袖也会。


一个地方的图像和一个地方本身之间的这种差异,其责任不在艺术家,而在于现代性。尽管现代性对脆弱之物着迷,并对制造出用于保存的工具满怀热望,它还是不能保存身体——于是他转而诉诸图像。艾娃·加德纳在图像上风华依旧,虽然她本人年华已去。现代性既然不能将这些控制这些被暴力和悲剧所淹没的社会,它就将后者局限在一个图像上,从一个瞬间的捕捉中,将自己分配给了过去。这些图像的艺术价值来自他们声称是对前现代性的可信记录,无论他们具有怎样的暂时性。


图片抓住艺术世界眼球的一刹那,可以感触到观众和图像之间瞬间性的不一致。艺术家总是拍摄属于往日现代性中的旧车和旧电器。他们很擅长利用这些图像中的瞬间不一致性。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拍摄的是缺了苹果电脑的架子,增加了观众同洛杉矶没落社区或加沙贫民区之间的历史性差异的权威。这就好比一个人类学家揭示了社会的轻信而获得了现代性的安逸。只要这些图像成了人的制造物,它们就归属于观看者的过去。既然无法相信这些街区将会继续保存下去,艺术转而去保留那些可能保留的东西。


自从马里奥·亚巴拉展览了他对洛杉矶没有居住证和工作许可证者的聚居区的照片后,对我来说很清楚的是,这个城市正在消退,而且可能除了艺术馆,或者交通路口闲逛的名流照片之外,最后什么都不会留下。这种类型的艺术颂扬的是暂时性。很可能,现代性给这个方面以特权,甚至强迫它,因为现代性从来都不停止宣称:保留图像,只要它们比身体、建筑和树木都更精致和更容易进入,让城市去死吧。

毕拉勒·克贝兹(Bilal Khbeiz)简介

1963年生于Kfarchouba。诗人,散文家及记者。他常为黎巴嫩未来电视台及黎巴嫩报纸Beirut Al Masa', Al Nahar 以及其他出版物和网络工作。其著作有《身体是罪与判决》(Fi Annal jassad Khatia' Wa Khalas),《全球化与瞬时事件的制造,持久的形象与正在消失的世界》(Globalisation and the Manufacture of Transient Events, The Enduring Image and the Vanishing World)以及《可见时刻的悲剧》(Tragedy in the Moment of Vision)

原文注释:

1. Charles Baudelaire, Le peintre de la vie moderne (The Painter of Modern Life), 1863.

2. Nicole Avril, Le Roman du visage (Paris: Plon, 2000).

3. L'Amour en plus : histoire de l'amour maternel (XVIIe-XXe siècle) (Paris: Flammarion, 1980).

4. Bertrand Russell, Religion and Scie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5. This image was published in Malaly newspaper, Kabul, fall 1999. No one was certain at the time whether the Taliban sought to propagate these types of images or not. But after a short time, during the war in Iraq, Abu Musab al-Zarqawi was proud to be responsible for them. For him, these images became a means of making an example of his victims as a warning to his enemies.

关于我们

定海桥互助社,位于上海市杨浦区定海港路252号,是一个自我组织的学习、沟通、反思和服务的活动现场,寻求社区文化/价值建设同艺术/知识生产相结合的行动和创造方式,以互助的原则同在地社区和广泛的同道者互动、协力与合作。

欢迎访问我们不断建设中的网站

dinghaiqiao.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