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生今天早上的演讲，不但以简洁的方式表达了他之前的一些想法，而且也有一些新的发展在里边。我觉得受教良多。

白乐晴教授认为朝鲜和南韩的统一可以透过「第三方」的仲介，也就是透过公民社会的努力来达成。他觉得这个统一会成为冷战的真正终结，也会最终导致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现代性的转变。所以这裡至少涉及四个方面：「公民社会」、「第三方」、「现代性」、「统一」，今天在这里，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另外一个可能脚本来谈这四个方面。

首先谈统一，但是我谈的是统一后，也就是“后统一”；谈的是最近在香港的一些发展。大家都知道1997年以后香港跟中国统一了，但这不是一般典型的民族国家的统一，而是介于邦联跟联邦之间的一种形式，香港在所谓的“一国两制”旗帜下採取了原本其实是为了未来中国与台湾统一而设计的模式，香港因此享有高度的自治、自主（除防卫与外交之外）。而它在地方与立法层次都可以实施自由选举，并且预计在2017年将会通过直选选出最高领导人。

但是在最近几年，特别是今年（2012），很明显有一个分离主义的潜流，我甚至认为堪称为运动。比较有意思的是年轻人有一些口号，比如“我是香港人，不是中国人”，或者挥舞着香港殖民时期的旗子或英国旗。有人（陈云）倡议香港以后要做城邦自治，有点像city state；他还设计一面旗子，中国跟英国的象徵合在旗子图桉上，香港英国和解了。但是这一派的激进民众，甚至不要新旗，他们觉得旧的殖民旗子特别地好。也有人称中国人为“支那人”，这是日本人对于中国人的蔑称。当然也许反中国的极端主义者还并不是社会的多数，并没有形成大气候，但是这种 “新本土主义”正在兴起（有别于自从「认祖关社」开始萌芽的、关注香港社会本身的社运，或者「爱国爱乡」的本土主义）。关于这个现象我觉得有四点可以谈一下。

第一，我觉得香港这个新趋势有非常强的反中国（而不只是反中共）的情感和修辞，类似冷战时期的情况。由此说来，香港和中国的统一没有结束冷战，好像反而回到了冷战。第二，香港跟中国的分断其实并不一定来自于政治和经济的制度，而是来自于（我所称之为）“文明现代性”。虽然中国在很多方面都是现代的，但是它被香港人当做很不文明的、暴发户的、甚至是野蛮的、落后的状态。香港则表现出了一种西方式的文明现代性，有时少数港人的言行甚至让人联想起殖民时期高等华人的形象。第三点，在香港的运动中，他们自我认同为公民社会的运动，他们也这样称呼自己。他们反对香港政府推行的国家公民教育，他们认为这只是执行北京的政治意愿。所以他们要用一种“现代公民的方式”来对抗洗脑式的国民民族主义的教育，有些人觉得要抛弃所有的民族主义，迈向世界主义、大同主义。第四点，香港的这些政治运动内中有自由主义的（民主自由等等）诉求或者还有其他，但是我认为决定性的情感－认知因素仍是「文明现代性」（稍后我还会论及这些「公民社会」抗争的动力意愿）。

在香港跟中共对抗的情况下也有一个第三方，就像白先生讲的第三方一样。这个第三方就是台湾的公民社会，或者说是台湾的反对派，也主要是分离主义的意识形态。香港过去对于台湾的反对派、民进党和分离主义其实是并不喜欢的，但是我认为最近在情感上有所改变，这是因为一方面台湾民进党的追求独立以及反中国，都合乎一些港人的情感需求；另方面，台湾民主上的成功，有两党制度，可以直接选举最高领导人，这对于香港人来讲是非常值得学习的对象。而且事实上，台湾的反对派也自认为自己是公民社会，他们并不必然都主张独立，但是多半处于反中国的位置，至少不会亲中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香港和台湾之间彼此回声呼应、互相强化的关係；两个地方的公民社会自我认同正强化两个地方的本土主义的抗争，而且两个地方都不约而同地认为自己表现出来的公民意识与文明现代性是比较先进、比较卓越的，胜过大陆很多。可以这样说，香港跟中国统一之后十五年，香港彷彿进入了新冷战形态，但此时香港的姿态是文明现代性与公民社会。白乐晴教授认为韩国统一的时候要透过第三方公民社会的努力来达成、转变现代性，同时来超克现代性，我想这是他在否定资本主义现代性就是历史的终点。但是或许有人认为，香港现在的问题不是香港比中国更现代化，而是香港并未完成脱殖民主义的结果。但是我觉得去殖民难有很大的开展，特别是如果殖民统治的遗产被视为代表文明现代性的更高阶段，这些所谓的公民社会又全心全意骄傲地拥抱、并且认为自己就代表着这样一种文明现代的社会，那麽很难去进行脱殖化或去殖民化。

我下边继续来谈文明现代性之下的公民社会。对于公民社会，我更会注重考虑公民社会行动背后的动力意愿；关于这个动力或意愿的问题有着不同或甚至冲突的说法。稍早讲的动力是来自于公民个人的或私的利益，而在意料之外有看不见的手来推动共同的善、共同的利益；civil society中文翻译为「市民社会」，既有历史渊源也有市场的想法在里边。但是现在在港台流行的公民社会讲法，比较接近1980年代东欧（为了对抗共产政权而产生）的讲法，这个时候的公民社会或公民基本上不是被外在或另有居心的动机推动的，而是源自他们内在的善意，为了公共的善、共同的目标推动的，特别是被一些普世的价值，比如追求自由选举、言论自由、基本人权，或者其他文明现代的、进步的价值，如性别平等、环保、动保等等所推动；上述这些都在推动着公民社会的运动或行动。对于这种动力意愿说法我是有着保留的；没错，为了共同的善、共同的公共目标去行动当然是存在的，但我认为在个人主义社会中，这样的动力先天是不够强的、意愿是不足的，起先总是需要嫁接在其他情感动力或利害的基础上。有一种自由派好像常常认为每个公民都是很中立的、会自动被公益或理性所推动，但是我认为个人主义的公民社会动员永远都会有动力意愿的问题，亦即，公民德行缺乏团结的社群生活的基础。在香港和台湾，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族群的本土主义或者追求独立的民族主义这种情感，或者特定的身分认同（如性／别）之情感，以及肇始分离（主义）的区分高下（进步／落后）之文明现代性的动力在背后推动，而不是单纯的公益或普世价值。至于非仪式性的大型群众集会固然是杂异动力的耦合际会，但是也同时因应着各种各样的「危机」。由于白先生提到了韩国的第三方，那我很想知道他们的动力到底是什麽？不仅是理性上的动力，而且是情感上的动力，到底什麽是推动第三方进行动员与行动的动力意愿？因为这些动力其实到统一之后会更长期地决定我们的政治面貌。对于不同公民社会的动力之比较可以看出不同社会发展的历史轨迹，还有它社会的形态。韩国与中港台的比较会很有意思。

最后我想谈文明冲突在转变现代性中所扮演的可能角色。对我来说，现代性永远都已经是一个文明现代性，也就是说现代性的进展永远伴随了文明化的过程。换句话说，现代性在文明的语言中被想像，它代表更高级别的，不管是道德上的进步或者是物质上的进步。当然在理论上、在抽象层面，现代性应该是一个分析的概念，它描写的是「去传统化」的条件、属性或动力，但是我们人类是会对自己行为进行解释、评估的动物，对于眼前的现代性及其实践，我们会下判断、做评价。因此，这个现代性从分析的观念变成了规范性的、评价的观念，而这个规范或评价的观念对象不是抽象的条件属性，而总是承载这些条件属性的具体文明内容；这是我所谓的文明现代性。现在大家都接受的现代性，当然是跟西方文明现代性连在一起的，而且这也是很多各地的传统主义者（有时包括西方的传统主义者在内），有很强大的反现代冲动的原因，他们觉得自己原来的文明在瓦解，新的现代性在摧毁旧的文明。白教授讲双重的现代性（适应现代性与超克现代性），我感觉还是单一的、普同的现代性（虽然它是动态的，一方面适应与被适应，另方面超克与被超克）。因此，我会提出另一个观念（可能已经有很多人提出过），就是竞争性的文明现代性，这是不同文明的现代性竞争。我跟白教授一样，我同意我们不可能把目前的现代性废弃掉（必须适应之），因为你不可能马上找到一个新的现代性来取代（超克），虽然现在的文明现代性以西方为代表，但是目前显然有了其他文明现代性竞争的苗头，只是需要很长期的过程来开展竞争，使不同文明之间的现代性能够发展出各自的可能性、互相竞争的普世价值；但是不必是哪一个文明会得胜，不过越能超克或吸纳冲突矛盾元素（可能来自异文化文明或前现代的传统）越具备竞争的资源。这样竞争的现代性是以不同文明为底蕴的现代性，因此既需要认可自身、也需要认识他者。竞争所需的对异文明的社会文化与历史的研究言说，对自身的文明、宗教或传统之认可，乃是建立在庞大的投资于教育、学术、文化等方面，故而要达到这样一种竞争的状态，各方要在经济、科技、政治等都要有相应的竞争力，这种竞争既有互相学习也有冲突的状态其实是自古以来世界史里的常态，我们的时代也将无从避免这一常态。这里边可能会有危险，因为并不能幻想必然是个和平体系，但也一定有希望，因为只有通过这样的竞争才可能形成一种真正的多元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