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海桥是上海的旧棚户区，我曾在《小花旦的故事》里写过。定海桥互助社是一个逐渐成形的笨蛋中心，常常有很多笨蛋和想做笨蛋的人聚拢过来，白相相，搞搞事体。那天译者吉琛佳在定海谈梳理了社会学的脉络并最终联结到松本哉的当下以及定海桥的未来时，我真正感到知识和实践被打通了……很多人最初在这里接触到高圆寺大笨蛋的文字和影像，也确然正在行动起来。对看似牢固的边际的打破，意味着对更多未知新空间的探索，而知识的后面紧跟着实践的尾巴，或说落脚处，但理应不是终点，实践没有终点。

“不买刁帐”是个很有意思的民间词汇。

商业社会的运行像福贵破产前的一桌牌局。圈套是别人设的，账是你欠下的，买起来吃力，赖掉，更吃力，混迹社会，规矩面子两个大，大部分人还是选择硬着头皮买账。不过也另有一类神奇选手，偏偏不肯买这刁帐。比如坚持不付手机套餐的，自制环保面霜的，拒绝使用信用卡和贷款的，死咬牙不拆迁的，更甚者像松本哉这样，面对种种压迫（对另一些人则是诱惑）捂住耳朵，不听不听王八念经，忽而面目亢奋，开始全方位的反对和破坏。这样的做法总是自带一股（顽固不灵的）硬气，却全无赖账逃跑的怂样或转头妥协的余地。想象这样一幅漫画，一个身形干瘪、头发乱糟糟的男人盘腿坐在中间，四面八方的账本朝他涌来：

“不买！老子就不买！！”

“不买送你去吃官司！”

“我偏不吃！我吐掉！！”

把作为威胁的官司当成了什么可吃可不吃的食物，这种义正言辞的口气是我小时候用过的，竟也有了不起的成年人在社会化过程中罕见地持住了这样的品格，或者说他拒绝被按部就班地社会化。最近读了松本哉写的两本书（《素人之乱》、《世界大笨蛋反叛手册》），看了一部关于他的纪录片（《素人之乱》，中村友纪，https://www.douban.com/event/30290586/），这个长相气质酷似宫藤官九郎的男人，可以说是将“不买刁帐”的“滑稽骨气”发挥到极致了。

松本哉眼里，账是社会强制按到个人头上的幌子，它能笼罩你，你也能一举将之扯下。然而当了社会人，有了工作，要消费，要交税，要贷款，要储蓄，人就忘了后一种可能。雪球越滚越大，穷人越来越多，进入格差社会的年轻人更是负重不堪。于是他提出了一个当 “笨蛋”的建议。这里借用柄谷行人的话来解释：

他所说的“穷人”，主要是指称9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局面下生活愈发贫穷的人们。面对这一窘境，人们一般会有两种应对态度。一种是执拗于中产阶级的生活标准，“聪明”地过活，另一种，则是放弃这种执念，过“笨蛋”的生活。

大部分人选择了前者，但这一选择其实是万难而徒劳的，即使再努力实际生活也变得越来越窘迫。尽管如此，这些人也不增进与别人的交往和互助。于是他们往往变得愈发依赖国家和盲目排外，而笨蛋们却群集起来，想办法创造一种不依靠国家也不被公司所束缚的生活。松本哉的做法包括经营二手店，日日新店长酒吧，民宿，活动空间等，也就是说，他们想通过自己的双手来创造一个非资本主义的替代空间。（《与阶级间贫富差距作斗争的欢乐联盟》，吉琛佳译）

当然，要把社会制度、国家机器和市场经济压在身上的种种债务丢掉，前提是丢掉作为正常社会人的身份。挖了自己的脚后跟，才能避免对方的暗箭袭击，站稳了去对抗现代资本和权力的复杂军团，为不买刁账摇旗呐喊。以二手店主的自由人姿态为起点，松本哉的神奇履历上前有抗议校园食堂涨价的露天火锅派对，后有玩弄警察的三人制无厘头游街，为了合法在车站前大声说话而参选区议员，反对影响二手电器销售的新电器安全法通过的大游行，以及2011年一万五千人上街的东京反核运动。一路胡闹，松本哉的“会玩”和“专业搞事情”，让他成为理所当然的街头小霸王，也带动了一批原本身陷泥潭的年轻人进入形式新异的亚文化风潮。

松本哉的“素人之乱”是从高圆寺开始的。他的实践，在我看来十分珍贵的一点，是那种不消极感，或说进取的反抗意识。反观诸多计划，逃回深山老林，种地养猪，自给自足，正是消极的，这意味着人对自己作为城市主人身份的放弃，把已被大面积蚕食的地盘再次拱手让出，不光荣且无用，只能叫商业社会乐坏。而松本哉所做的是全力争取市民的流动和自由，呼喊市民对城市“主权”的夺回。这种夺回在于把城市空间还给城市里的人，重新开拓不受商业支配的公共自治空间和空间内部较为稳定的流动和互助。他在《世界大笨蛋》的（假）专栏里写最初的动机：

在这个无处没有管控，又无聊又艰辛的世界里，到底该如何建设一个能让人得到解放，自由而又胡来的空间呢？没错，那就是如今几近灭绝的程晚凉大叔们！！！！！（对，就是有这么多感叹号，此人的文风绝对是此书一大亮点，稍后细讲。）

九十年代中期，这些场景终于逐渐从日本消失了。当时我正好是大学生，常会去中国、东南亚之类的地方穷游，我对那些旅游景点完全没有兴趣，一个劲地只在当地人的那些市场、居民区转悠。日落时分一到，就会看到人群密密麻麻地聚集在这些地方。小屁孩在狭窄的街道里跑来跑去，大叔在路上下象棋，大娘们也在喝茶乘凉。这不就更江东区的景象完全一样嘛！！到最后，大家会席地而坐，开始用放映机播放电影，或者在广场上唱卡拉OK！而且还一边喝喝茶、吃吃菜、磕磕瓜子唠唠嗑，热闹非凡。哼，生活过得倒是很自由自在嘛！真是令人眼红啊！没错，这就是日本为例经济发展所牺牲掉的东西呀。……如果街道里稀奇古怪的人物和诡异的空间开始增多，人际间的交流和走动变得活跃了，相信这些大叔们一定会回来的。（这些朴素的怀念几乎可以完美地挪移到如今我们的国家和时代中去。）

可是放眼望去，大部分城市皆为资本和权力所分割的鱼肉，哪里还可以小打小闹直到为所欲为呢。松本哉找到的是同样被当代城市步伐所抛弃的旧商店街——普通居民区，老龄化，小买卖，没啥前途，租金便宜。他开始做低成本低收益的“素人之乱”二手店，说是二手，从纪录片来看，志不在买卖，而在于搞事情，帮常住风情老街的老人们搞事情，拉拢在城市各个角落蜷缩着的丧志年轻人聚众搞事情，在他所提倡的流动和互助中获得人员和财务的扩充，实现小范围的共存。几年间越搞越大，越搞越热闹，高圆寺的景观也获得某种程度上的新生。摘一段译者的体验如下：

在由“纯情商店街”和“北中通”两条主道编织起来的中心商区里，菜场、酒馆和日用百货铺散发出令人怀念的市井烟火气，让我差点要误信了这里只是东京23区里一处普通居民区，而不是那个曾经爆发过一万五千人反核大游行的地方。然而再往里走几步，种种异样感便涌上心头：绚丽夸张的卷帘门涂鸦、透着亮粉色灯光的诡异橱窗、驮着猫头鹰走来走去的嬉皮、眼花缭乱的青年向店铺……这绝不是老化、萧条的地方商店街会有的模样！我可以在此轻易地嗅到种种新鲜的、不安稳的气息，却又惊异地意识到，这些充满意外性的元素，似乎正是此处日常的一部分。此情此景让我想起的，是《致我们的朋友》一书的引言：“另一个世界并不存在。只有另一种生活的方式。（雅克·梅林）”

（有没有发现这段写得特别好，其实后面更好，好到溢出，译者后记无疑是第二本书里我最感动的一篇。真切的实体感受和诚恳的学术感悟的交织，如果不是这一篇，我可能会和很多人一样，无法意识到松本哉的实践具有的更广大的、抽象的书面意义，估计松本哉这个大笨蛋自己也不会料到。）

总之令老朽的街道发生一些变化之后，松本哉就开始谋划着打通全世界各地街道的任督二脉了。

松本哉在两本书中都花了一部分纸页来记录他所去过的各个笨蛋场所，更在第二本中制作了一个清单，罗列他认为同素人之乱二手店经营意志一致的公共自治空间和青年活动聚集地。它们秘密地散落在日韩，中国大陆，港台，欧洲等地的大小城市，以各自鲜明的在地感延续和展开。这位异想天开的朋友甚至在清单里特地给北朝鲜和海参崴留了位置，说是虽然没找到，但“也许那里正孕育着某种完全原创的自主笨蛋DIY运动也不一定呢”。

可以看到，多年实践之后，松本哉走出原来的高圆寺大基地，企图前往更多地方探索他人实践的案例和方法。如果把这一行动当作吸取经验式的“考察”，未免看小了他的野心。正如某章节名所言，松本哉要做的是“胡闹场所的大巡游”、“笨蛋间的大串联”——既然各个空间像蒲公英似的各自生长着，彼此间就要联合起来，相互走动，交流，帮助——这也是松本哉为哲学家柄谷行人所看重的一点，前者“反叛的联合”和后者所提倡的“新联合主义”（NAM）刚好构成了实践和理论的（不工整的）呼应，一个巧合，让笨蛋们的“胡闹”成了有书面支撑，并且得到了合理性的他证。我还没有读过NAMの原理，借译者解释二者的（不完全）一致性：

否定新自由主义体制所灌输的奴隶道德，主动放弃参与社会竞争，并通过相互合作来建设非资本主义的经济空间。

看到这里，不知道你脑中有没有蹦出“本土化行动，全球性眼光”之类的口号。问题来了，如果二者实现真正的联结，柄谷行人的新理论似乎将成为大笨蛋的组织和运行原则，这让人不由得质疑，靠拍脑袋胡闹起家的松本哉能成为范式吗？愿意被举为范式吗？各地极具自由度和自发性的社会实践，就像一个个不规整的多边形，又如何能连接起来呢？ 

从陈述和影像来看，早期的素人之乱可以说是做得相当随性了。这当然是高度地方化的特色，只是一旦离开高圆寺这个熟悉的环境，恐怕就不易操作了。举个例子，听一位朋友说起，松本哉去韩国联合的时候，曾与当地的活动者发生了冲突，两边不欢而散。再者，据说松本哉本人不读柄谷行人的书，只读无政府主义者的，如果他对当代哲学摊摊手，未免很尴尬了。

不过退一步想，至少笨蛋们的大串联是易于达成的，不用担心，青年人的实践必定是outward和high move的。而且，实践如果来源于对事物或现象的即时反应，总不可避免是简单粗暴的，矫枉过正的，这并不必微词。值得一提的是，尽管“串联”这个词在中文语境里充满了旧时代感，用在此处却毫不违和，反而有一种类似阿城小说里知青串联的开朗气息，充满了年轻人的自由感和灵活度。我很喜欢。

……（此处省略两段，可点击“阅读原文”查看全文）

启发我写这些的，是松本哉第二本书的中文译者所写的后记。前面提到过一嘴。他把亲身经历和学术印象作为两个无比真诚投入的部分拼接起来，最终看到了动人的意义，也给了读者这一意义。

我想，如果说从充当现场口译到后来的承担译书是一种意外，那么在这过程中，日复一日的研究生活（思想和理论）在实体经验（在场或参与）中得到了下脚之地，则是一种必然的收获。长期以来，知识教会我们审视外部社会和自身内部的眼光，但我总以为，最终还是要放诸那个瞬息万变的外部世界中去，人才能像试管里的液体滴入试纸一样，显出扎实可见的印证。如译者所说，这本书的翻译出版不妨可以被看作一群青年行动者的知识-实践。这样的定位是谦恭并准确的，翻译也好，写作也好，我略有些腐朽且冲动的文学观常常告诉我，它们都是基于社会状况的一次行动，一类实践。同一维度上，在向外和向内的交点，我老套的头脑会说，选择向外吧。社会是重要的，做一个行动者，带上你不成熟的武器。

占黑胡闹大王课外活动暨定海桥互助社春季运动会

大家一道在定海桥上噼噼啪啪放“空响炮”  

2018年4月14日，赵伊人 摄

定海桥是上海的旧棚户区，我曾在《小花旦的故事》里写过。定海桥互助社是一个逐渐成形的笨蛋中心，常常有很多笨蛋和想做笨蛋的人聚拢过来，白相相，搞搞事体。那天译者吉琛佳在定海谈梳理了社会学的脉络并最终联结到松本哉的当下以及定海桥的未来时，我真正感到知识和实践被打通了。松本哉不是一个样本，也不算案例，但他称得上是一次绝好的启发，很多人最初在这里接触到高圆寺大笨蛋的文字和影像，也确然正在行动起来。对看似牢固的边际的打破，意味着对更多未知新空间的探索，而知识的后面紧跟着实践的尾巴，或说落脚处，但理应不是终点，实践没有终点。

文/王占黑

节选/赵伊人

插图拼贴/赵伊人